[35]这一定义主要强调法规调整的关系。
法教义学并非某个统一而特定的价值标准的一言堂，而是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演练场。当然，法教义学并非不能容纳后果考量意义上的个案正义，但它坚决反对将社会后果视为司法裁判之唯一基础或最高基础的后果主义，主张将后果考量纳入固有的法学方法论之中。
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指的是获得这些知识产品的活动，作为一种独特的作业方式，它要求对现行实在法进行解释、建构与体系化。一方面，对社会目的和效果的追寻通常不能逾越法律规范本身的文义，而需要与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保持一致，或至少不相冲突。此时，法律适用主要涉及的就不是经济分析的正当性，而是合法性了。整个人类存在的目的可以分成两大类，即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四是目的解释或论证中的经济方法。
显而易见，从这两个前提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法律后果，中间尚需（1）使人肢体残废的，属于致人重伤（2）丧失手的机能，就属于肢体残废（3）如果手指失去作用，就会丧失手的机能（4）砍断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中指，手指就失去了作用这些中间步骤。启蒙时代和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立法者往往提供事无巨细的具体法律规定。法教义学应该为社会科学的知识所充实，而不应为它们所取代。
因为在政治科学的支持者看来，对现实的研究只有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时才有资格称为科学。但是，这不代表两者无法发生间接关联。它是关于法律规范的内容与体系的学说，不仅在理论上指涉价值，而且作为规范科学本身就是评价性的。法律解释活动中的规范目的包括主观目的（发生学解释）与客观目的（客观目的解释）两种。
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战后德国陷入通货膨胀，在和平时期借出金马克的债权人只能从他们的债务人那里收回没有价值的纸币（百万亿面值却值不了一个美元）。
法政策与宪法价值的融贯主要是通过合宪性解释来实现的。法律解释旨在澄清实在法规范的意义，法学建构的任务在于构造出能把握现实的法律概念，体系化则根据某种统一的理念来阐释和塑造整个法秩序的规范和概念。将被视为法外因素的刑事政策内化为宪法之规范命令，也即从整体法秩序（包括刑法秩序在内的合宪性秩序）或者整体法教义学（各部门法教义学的融贯整合）的视角来思考刑事政策，有助于缓和表现为价值判断的刑事政策考量对刑法体系的冲击。而仅对决策行为采取描述性进路会导致对教义学控制机制的弱化以及对司法实践批判性功能的放弃和对现实决策权威的屈从。
当然，此处的问题主要在于，秉持关于法律事业之内在态度的法教义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社会科学的知识吸纳进来，作为法教义学命题和原理的构筑要素？这就涉及方法和知识的关系问题。教义学对普遍实践论证的依赖意味着，教义学语句不再是不可动摇的教条，只是暂时被普遍接受的（未被证伪的）假说。对刑事政策作合宪性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将宪法作为刑事政策的实质来源，或者刑事政策的宪法化。综上，法经济学并不会取代法教义学，但可以作为后者的补充。
作为规范性法律科学，它处理的是实在法的规范性意义，其活动基本聚焦于法律规范，而非公民、法官等行为的规律性。作为方法的法教义学与作为方法的社会科学是互斥和竞合的，它们无法相互取代，也无法直接结合。
一方面，效率标准没有回答资源的分配是否公正，或者说是否符合伦理及社会观念的问题。如果说传统法教义学只是运用内在于传统法律实践的材料与方法来研究和决定法律问题的话，那么新评价法学主导下的法教义学则同时运用外在于传统法律实践的材料与方法来研究和决定法律问题，此时就会涉及对社会科学知识的运用。
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这就需要适用者结合具体的事实情境和法外知识去填充一般性条款，并使之具体化。三是协助法律漏洞的填补。当双方发生冲突时，哪一种论据优先无法依靠总括性的判断，总是只能以具体方式来解决，也即必须从具体的规范出发，并从与此相关的立法评价中推导出解决办法。另一方面，经济分析基本上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而是可以被整合运用于既有的解释方法，并填补解释方法作为论证形式所需之实质内容。一旦作出决定，除非有充足的理由，否则不能改变。没有任何论据（无论是经济学导向的还是法伦理导向的语言）享有绝对的优先性。
经济分析进入法教义学的最重要和一般性的途径，是通过目的论证之形式进入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的说理过程。据此，法政策就是通过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规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所进行的塑造。
法经济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实证进路，一个是规范进路。相反，法教义学的基本特征在于依法裁判，这是一种事前观点。
当然，这不是说法社会学不涉及意义，因为人的行为是在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中展开的行为。经济学的考量不能违反宪法，并应当与法律的价值安排相一致。
当然，李斯特也意识到，侮辱的本质在于对名誉的伤害，但科学的认识同样不可能达及这一规范性内容。社会学本身并不能明示法官或其他人应该去做什么，也不能明确公正之所在。但方法的运用有特定要求和体系，法官也必须受到立法者评价性规定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将目的性条款适用于具体情境时需要运用目的论证，而确立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亦属于因果性社会科学的范畴。
一方面，经济效率之主张，仅是法律价值之一。这是形式法治的应有之义。
当然，既有法教义作为一种常态或既存事实的优势地位并非绝对，它可以被改变，但它的确向欲偏离既有法教义者施加了一种论证负担：欲偏离制度的既定规定或实务见解者，负有论证责任。社会学家韦伯（Weber）曾对政策性问题和教义学问题进行区分。
因此，描述性法政策学的纯外在观察立场与持参与者立场的法教义学格格不入。如我国《民法典》第43条第2款规定的应付的其他费用，第121条规定的支出的必要费用。
根据构成和塑造它们的规则框架，应对和防止金融危机的前提在于必须澄清系统性风险的具体特质，而这只有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相关的法外现象才有可能。一方面，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效力层级，依据宪法原则解释普通法条款合乎整个法律体系的要求。二是缓和刑事政策考量对实证法体系的冲击。法官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前理解，会认为《刑法》第234条第2款所表述的意义可能是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范，因而以致人重伤的，应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大前提，而以张三砍断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中指作为小前提。
而对法律之客观目的的确认，原本就属于社会科学的任务。三是描述法律论证与法律现象。
如果将法教义理解为围绕现行实在法展开的一般性权威命题或原理，那么这种法教义学就可以被理解为基于现行实在法之上的一般性权威命题或原理的整体，或者说围绕一国现行实在法构造的概念—命题体系。（2）对其他学科知识储备的选择。
另一方面，法律所欲达成之政策目标为何，本身亦有开放讨论的余地。在非常多的情形中，健全的人类知性和日常的生活经验足以满足这类客观理解。